永乐大典副本屡遭厄运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图 (2)陈韦伶

《永乐大典》副本屡遭厄运 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图)

2007年发现的《永乐大典》“模”字韵“湖”字一册，现藏于国家典籍博物馆。 8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国家典籍博物馆，顺着国图古籍馆研究馆员程有庆手指的看去，那册当年经他手入馆的《永乐大典》卷2272至2274“模”字韵“湖”字一册，静静地躺在一层善本古籍展厅的玻璃展柜中，其崭新程度令人惊奇。“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对古籍怀有敬爱之心，保护得好不足为奇。”程有庆说。 自8月1日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始接待社会团体预约参观以来，其首展“国家图书馆馆藏精品大展”中的珍贵展品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永乐大典》、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四库全书》、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真迹……成为焦点中的亮点。在程有庆看来，对古籍的采访、整理、编目以及修复的过程，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和故事，其中不乏曲折、动人与精彩。回想起2007年他与《永乐大典》一册孤本的邂逅，程有庆至今仍兴奋不已。 珍爱古籍令藏家甘愿转手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程有庆与中国社科院的杨成凯、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以及文物出版社的孟宪钧一道，来到上海进行普查工作。施安昌告诉大家，他有一位现移民海外的老邻居这两天正在上海，自称手中有《永乐大典》中的两册“孤本”并想要鉴定。当时四人都认为，《永乐大典》在民间发现的概率很低，用程有庆的话是“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等见到这位姓袁的藏家并从她手中拿到书时，凭借多年经验，程有庆很快认定其中一册是影印版;而另一册从文字、内容、装帧风格各个方面，跟他曾见过的《永乐大典》善本模样如出一辙。“虽不敢相信，但凭经验来看，它是真的。”程有庆说。四人中只有程有庆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更加熟悉《永乐大典》实物，因此几位专家都推举他作为主看，听取他的鉴定意见。“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权，半辈子与古籍打交道，古籍馆在这方面有最为充足的资源。我们看多了、看久了，判断真伪可能更有经验。”程有庆向记者解释道。当时，他细细翻阅每一页，如手捧至宝，对古籍的珍爱溢于言表，这些都被一旁观察的袁女士看在眼里。 为了进一步确定该书真伪，程有庆立刻给曾在中华书局工作多年的父亲打电话，通过查阅《永乐大典》史话，发现这册的确空缺。又经查证发现，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有的两册“湖”字单册正是这册孤本的前、后两册。直到这时，他才敢确认，又一册《永乐大典》被发现。“正好补齐，前后相连，巧了。”程有庆激动地说。 当施安昌与袁女士用难懂的上海话谈论此书的由来和去向时，程有庆清晰地听到袁女士“要出手的”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如果您要出手，我们馆可以考虑。”程有庆立刻接下话茬。这是该册孤本能得以回归祖国怀抱非常关键的表态，也正如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所说：“古籍馆人手捧文献的珍爱之情自然流露，在收放文献中与生俱来的爱护和珍视，是很多藏家愿意将自己的珍藏转让或捐赠给国图的重要原因。” 历经曲折最终入藏国图 “这册孤本自发现到最终被国图收藏，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程有庆说。据了解，在发现并认定这册孤本后，一行四人，以杨成凯主笔，立刻起草书面材料，并由时任国图古籍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张志清(现为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之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专家又先后进行了4次较大规模鉴定，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也参与了该册鉴定、入藏过程。无论如何鉴定，结果始终一致：认定其为明嘉靖年间所抄《永乐大典》的零本。 该册《永乐大典》不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更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湖”字分册连缀了尚存的上下两个“湖”字分册。“让我们看清楚了《永乐大典》选材、引书、编排的诸多特点，相关文献资料也得以更为完善。”傅熹年说。而与以往民间寻访得来的孤本相比，其品相完好、字迹清晰，更实属难得。 “一次次的鉴定可以理解，因为《永乐大典》是国宝，各个环节都要慎重进行，但拖了这么多年才入藏国图，其实另有原因。”程有庆透露，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双方曾有过多次协商，最终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一道，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运用项目专款才将这册古籍回归国家所有，但直到2013年10月，它才最终得以正式入藏国家图书馆。至此，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全部藏书达到222册，而目前全球范围内共存《永乐大典》仅400余册，尚不足全书的4%。 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 傅熹年曾指出，《永乐大典》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承载的是明初所能见到的宋元以前中华精神家园的全貌，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勇气和魄力。面对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散落流失严重的现状，对《永乐大典》的民间寻访工作仍需继续深入。而今，《永乐大典》每一册的发现，都可以被列入年度国家重要文物新发现之列。 据国家图书馆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古籍馆的采访经费在30万元至50万元，这对于像《永乐大典》一样具有重大价值的特殊藏品来说，无疑连一件也“买不起”。“这令我们时常会感到尴尬。”有过类似经历的古籍馆舆图组组长白鸿叶告诉记者，她曾因几次在拍卖会上与“看中”的珍贵古籍擦肩而过而深感遗憾。现在人们看到的9个展厅中800多件展品是在经费并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通过海外送还、政府拨交、藏家捐赠、员工访求等各种途径获得的。“有时我们真得靠个人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去争取，因为心中认定国家才是珍贵古籍最好的归宿，这也是我们攻破藏家心理防线的绝佳武器。”白鸿叶幽默地说。 在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际宁看来，专款专用、专项通道是古籍“特殊品”得以回归国家的重要保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年一拨的日常采访经费并不足以应对这些“特殊品”的入藏，以往遇到特殊情况都是通过文化部向财政部申请专款，如1960年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如今，国家在这一方面更需要设立一些更为便捷的途径，以便珍贵古籍更加顺利地回归祖国。”李际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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